2024年度諾貝爾獎再次將人工智能技術推向了世界舞臺的聚光燈下。物理學獎授予約翰·霍普菲爾德（John Hopfield）和杰弗里·辛頓（Geoffrey Hinton），以表彰他們在利用人工神經網絡實現機器學習方面的開創性貢獻。化學獎的一半則共同授予谷歌旗下“深層思維”公司（DeepMind）的戴密斯·哈薩比斯（Demis Hassabis）和約翰·江珀（John M.Jumper），以表彰他們通過AI模型AlphaFold精準預測蛋白質復雜結構的重大突破。同時，經濟學獎得主達龍·阿西莫格魯（Daron Acemoglu）也是研究人工智能對經濟影響的先驅之一。
人工智能（AI）的飛速發展正深刻改變人們的日常生活，促使世界主要經濟體不斷加大對AI技術研發、應用和政策的投入。二十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要“發展以高技術、高效能、高質量為特征的生產力”，并“完善推動新一代信息技術、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裝備、生物醫藥、量子科技等戰略性產業發展的政策和治理體系，引導新興產業健康有序發展”。
作為人工智能領域的標志性技術，無人駕駛近年來取得了重大突破，并受到廣泛關注。特斯拉于2024年10月11日推出了無人駕駛汽車Robotaxi，并且日前特朗普計劃將“完全自動駕駛汽車的聯邦框架”作為交通部的優先事項之一，擬克服聯邦法規對自動駕駛汽車的障礙，預計將快速推動美國無人駕駛技術的商業化進程。
同時，美國加州公共事業委員會（CPUC）數據顯示，谷歌旗下的自動駕駛汽車公司Waymo在舊金山市的無人車8月日均服務單量（約8800單）遠超出租車，達到了歷史性轉折時刻，與快速發展的中國無人駕駛出行服務“蘿卜快跑”成為全球無人駕駛領域的三大引領者。
目前，全球AI技術版圖正在發生深遠變革，全球主要國家和科技巨頭紛紛入局，搶占人工智能和自動駕駛產業高地，特別是中美兩國在無人駕駛領域的競爭日益激烈，“洋蘿卜”與“土蘿卜”對技術的主導權爭奪也走向了關鍵階段。
作為未來交通領域的核心科技力量，自動駕駛技術展現出廣闊的潛力和應用前景。自動駕駛技術深度融合人工智能、5G、大數據等新型基礎設施建設中的核心技術，具備高度智能化、無人化和數字化的顯著特點。其發展不僅顯著提升生產率，還能帶動一系列新興產業的興起，助推汽車產業鏈的增長，包括電動汽車、充電樁、車聯網等，為新質生產力與高質量發展提供更加豐富的應用場景。同時，自動駕駛技術在城市規劃和智能交通系統建設中的應用，將推動智慧城市的發展，優化城市交通環境，提升區域經濟的競爭力和吸引力，從而促進區域協同發展。
通過自動化控制車輛，自動駕駛釋放了人類駕駛的體力與精神負擔。它賦予車輛“人與車”“車與車”“車與路”間的信息交互能力，從而優化交通流量，有效緩解城市擁堵。此外，自動駕駛推動共享汽車與按需出行服務的發展，并通過協同行駛實現精準的能量管理，提升道路通行效率。這樣的技術進步不僅減少了能源消耗和環境污染，還引領出行方式朝著更加智能、綠色、便捷的方向邁進。
當前備受關注的L4級和L5級自動駕駛技術基于大型神經網絡架構，通過深度學習處理和解析大量的傳感器數據，實現對車輛周圍環境的精確感知、智能決策和自動控制。通過先進的算法判斷和傳感器處理，自動駕駛系統能夠實時響應周圍環境、預測潛在風險并迅速反應，減少人工駕駛依賴和人工決策失誤帶來的交通事故發生率，提升道路安全水平。
盡管自動駕駛技術的普及減少了傳統駕駛崗位的需求，但同時催生了大量新興職業，如智能系統維護、云端安全管理、數據分析和軟件開發等。這不僅優化了勞動者的技能結構和工作環境，還通過推動相關產業鏈的發展創造了大量間接就業機會，有助于國內就業從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轉型，提升就業質量。
在全球人口老齡化趨勢下，中國已進入中度老齡化階段，勞動力人口比例持續下降，而老年人口比例逐年上升，養老服務需求快速增長。自動駕駛技術可以作為養老服務的重要支持手段，降低養老成本，提升服務效率和質量，減輕社會與政府的財政負擔。例如，無人駕駛技術減少了個人購車和駕駛的需求，幫助老年人更好地融入社會，減少因駕駛能力下降導致的隔離感。
此外，無人駕駛技術在應對未來人口短缺問題上展現出巨大潛力，可以為多個行業提供高效解決方案，有助于緩解勞動力短缺帶來的經濟和社會壓力，并促進區域就業結構的均衡發展。以物流行業為例，無人駕駛車輛能夠高效完成長途運輸任務，降低對傳統人力駕駛員的依賴，有效解決偏遠地區因勞動力不足導致的物流配送困難并確保基本物資供應的及時性。
自動駕駛技術的發展是一場涉及國家經濟實力、產業基礎、人才培養、產業鏈協同能力的綜合競賽。正所謂“通向智能時代的道路是用無數金錢鋪就而成的”。只有擁有雄厚綜合實力的國家能夠參與競爭。
在基礎設施建設方面，自動駕駛汽車依賴于V2X（vehicle to everything，“車與一切”）通信技術，這要求建立廣泛且高效的通信網絡，以支持自動駕駛車輛的大規模部署。在配套產業要求方面，自動駕駛技術涉及多行業領域，包含芯片傳感器、車輛制造、高精度地圖定位以及人機交互等多個方面，并要求這些行業技術的協同發展。在人才需求與市場規模方面，自動駕駛技術的研發門檻高，需要眾多數據科學家、機器學習工程師和軟件開發人員來共同完成。同時，自動駕駛系統依賴大量真實數據來訓練算法模型，這需要足夠規模的市場和用戶體量予以支撐。以上苛刻條件在世界各國間構成了一條難以跨越的鴻溝，使得發展自動駕駛技術成為了一場“勇敢者的游戲”。
目前，中美兩國在技術實力、基礎設施、市場規模、配套產業和政策支持等方面具備顯著優勢，有望在未來自動駕駛技術的發展中發揮引領作用。特別當前無人駕駛技術正處于快速發展的窗口期，市場格局雖然未完全固定，但全球自動駕駛市場的競爭格局已基本形成，中美兩國形成了“雙雄爭霸”之勢，具體表現為美國的特斯拉、谷歌旗下的Waymo，以及中國百度旗下的蘿卜快跑共同構成的“三巨頭”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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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兩國技術發展路線上看，特斯拉主打的FSD（Full-Self Driving，完全自動駕駛）系統“重軟件輕硬件”，采用純視覺方案把攝像頭獲取的圖像數據輸入算法后輸出駕駛指令，具有成本低、硬件限制小、更符合人眼直覺等優勢。而我國自動駕駛系統采用多傳感器融合方案，通過使用激光雷達、攝像頭和超聲波傳感器組合實現環境的感知和數據采集，從而為車輛提供精確的位置和障礙物信息，在應對高風險和極端場景中的可靠性相對更強；并且蘿卜快跑應用了自動駕駛大模型Apollo ADFM，可以兼顧技術的安全性和泛化性，做到安全性高于人類駕駛員10倍以上。
對我國而言，自動駕駛技術所帶來的新商業和服務模式具備新質生產力發展的典型特征，是實現我國科技彎道超車、推動社會生產力躍升的重要手段。此外，自動駕駛技術領域具有明顯的規模經濟和先行進入者優勢，這是因為自動駕駛系統從研發投入，到生產制造，再到市場推廣和合規審核都需要付出高昂的沉沒和固定成本。而人工智能技術一旦形成，往往表現出邊際成本低、規模效益強的優勢特征，并為率先獲得市場的企業和國家帶來競爭優勢。因此，我國應當緊握自動駕駛技術的先發優勢，引領全球技術發展，占據自動駕駛領域國際競爭的主動權。
首先，中國擁有龐大的汽車市場和出行服務需求，從而為自動駕駛系統訓練學習和技術突破提供支撐和保障。我們應當高效利用好相關“數據資產”，并在國家層面進行做好保護和共享整合工作。推動數據共享和安全機制的完善，建立統一的數據交換平臺，確保數據安全與技術互通，充分發揮中國市場提供的數據、算力、生態優勢，不斷提升中國自動駕駛技術的先進性和可靠性，進一步促進自動駕駛技術的規?；瘧门c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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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需要不斷完善自動駕駛技術相關法規體系，優化測試與準入機制，降低企業技術商業化門檻。推動車路協同基礎設施建設，完善智能交通系統，為自動駕駛提供更為成熟的運行環境。
最后，豐富應用場景，支持商業化試點項目在物流、公共交通等領域的規?；瘧?，通過需求牽引技術升級，實現技術和市場的雙向賦能，全面提升中國自動駕駛產業的發展速度與競爭力。
一方面，充分發揮產業鏈完整性優勢，加強上下游合作，設立專項基金加大對核心技術研發的支持力度。建立共享研發平臺，鼓勵企業與科研機構聯合攻關來促進協同創新，降低研發成本。充分發揮產業鏈規模優勢，推動產業集群建設，依托優勢地區打造智能網聯汽車產業集群，實現資源集中配置。
另一方面，進一步強化部門協調，建立由交通、科技、工業等多部門參與的跨行業合作機制，形成政策制定和實施的合力。推進地方政府試點經驗的總結與推廣，鼓勵各地結合自身優勢開展自動駕駛應用示范，探索可復制的成功模式，進一步釋放我國自動駕駛產業的發展潛力。
中國應積極參與國際標準制定，主動加入ISO、SAE等國際組織，在“一帶一路”倡議下推動區域合作框架，促使國內外技術標準實現有效對接。同時，通過輸出成熟的智能網聯和車路協同解決方案，在重點市場設立海外研發中心，深化與跨國企業的技術合作，提升本地化適配能力和國際市場競爭力。支持自主品牌出海，通過出口信貸、融資保險等手段降低企業國際化成本，借助國際展覽和試點項目擴大影響力。政府層面應在降低自動駕駛領域出口和技術準入壁壘方面與目標國家開展積極協商，不斷推進自由貿易區協定中關于自動駕駛技術合作的條款落地，加強國際知識產權保護，推動中國自動駕駛技術實現從標準到市場的全面國際化布局。
（作者李磊系南開大學經濟學院、經濟行為與政策模擬實驗室教授、博士生導師，劉澤寰系南開大學經濟學院博士研究生）
全球AI技術版圖正在發生深遠變革，全球主要國家和科技巨頭紛紛入局，搶占人工智能和自動駕駛產業高地，“洋蘿卜”與“土蘿卜”對技術的主導權爭奪也走向了關鍵階段。
